周正龙——是一个估计连光圈快门都搞不懂的地道农民，可他所拍摄的老虎图片问世后，震撼了国人，但很快就被揭露是假照片，然而他在社会上的名声，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摄影人。他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当被人们发现是PS照片，立即承认，别再用自己脑袋担保其真实性了。

 

    魏文华——非专业摄影人，但用手机拍摄城管执法时，竟然遭到城管殴打致死，死得太冤了，那些畜牲都不如的城管如何被判决到现在还没个结论，我们将拭目以待。他的离世严重警告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热爱城管题材的摄影师们，想搞纪实还不如去中东以及巴基斯坦等地方，在那里拍摄比在国内拍摄城管制执法要安全的多。

 

    陈冠希——酷爱摄影的年轻艺人，但他涉及的题材太狭窄，只喜欢拍摄和女朋友的不健康画面，极度不适合第三者和少儿欣赏。但这些照片居然被人恶意发到了互联网上，搞得他那么多女朋友都颜面尽失，现在还没下来台，麻烦事还远远未了。据说是修理电脑时被修理工发现才慢慢泄漏出去的，说到底还是小气害了他，电脑坏了再买一个不得了？还居然拿去修，他赚那么多钱还在乎一个电脑？想不通！但这个猜测八成有假，炒作失控的可能性还是极有可能的。他的教训是，热爱床上摄影没错，可流失江湖就错上加错了，还有就是电脑坏了，别再送修了，自己在家砸掉硬盘了事。

 

 

    刘为强——热爱拍摄藏羚羊的记者，文化程度比周正龙高，搞的是正儿八经的摄影，可犯的错误跟周正龙一样低级，也更倒霉，他的《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这幅获CCTV铜奖的片子被指为造假，他也立马痛快承认了，认错态度可比周正龙端正多了。靠拼贴照片发迹江湖，但PS的水平终究有限，没能逃脱群众血红的眼睛，估计刘为强现在相当的郁闷，连忙在写关于造假照片的声明以及声明续。从某种角度上讲，刘为强和周正龙都应该向陈冠希学习，学习动物摄影要忠于真实记录、忠于原创，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多么难的动作、多么难得的瞬间都要真实记录。我现在看刘为强拍摄的所有片子都本能的怀疑其真实性了，最后真切的想对刘老师说：我们虽然没名气，但新闻摄影要求真实啊！不吹牛、不PS、不属于我们的荣誉不要拿，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年头搞摄影可真不容易啊！动不动就容易犯错，我好几天都没按快门了……

能闻着花香，不想其中的一棵在温暖的冬日里就让我欢喜。

   很久没有进来打理这个精神家园了，内心有些许过意不去。转眼工作了4个月，真快啊。回首感觉还能晒到平二宿舍的阳光，还能拿起电话向后门餐馆订饭。那天，陈小给我送来了火车票，小武帮着背行李到西客站赶火车，鸽子让车站的邮政车直接把我送到T5次的车厢边，我选择离去意味着一个未卜前程的开始。带着自由生活的憧憬，开始玩命工作，玩命努力挣钱，结果没怎么花又成了穷光蛋。不过还好，落了堆家当。上着无聊透顶的行政班，回答着类似于“你为什么回这么个地方工作呀？”“小蒋有女朋友没有啊？”的话，4个月没找着时间回一趟200公里外的家。唉，不说也罢。

   几个月下来，同学们还好吗？我应该是离得最远的一个了，听到的一些消息也许都已成为旧闻，不论怎样我的心情还是和大家同悲喜的，衷心祝福大家！

  一个半月前投的稿有戏了。朋友们，本月28日前给俺捧个场吧。

 《花蓝瑶妇人》 蒋光朝  网址：http://www.trendsmag.com/trendsmag/cultural/photocontest/vote/vote-1.html

  好久没有打理这块自留地了,毕业前后一堆事让我再找不着半夜坐在电脑前敲键盘的惬意。平二（电影学院最美丽的学生宿舍）的日子离我远去了，把行李打包、托运，新的旅途开始了。回到熟悉的城市，谋面久违的面孔，信心倍增，憧憬日后美丽的心情。

 下午骑着摩托以60迈的速度在江滨路上跑，烈日下追逐云彩的飘影。10分钟后到达单位分给的宿舍。看着满地垃圾，兴致全无。花了两个小时的把它清理干净，已是满头满脸的灰。跳上摩托轰油就跑，只想以最快的速度回去洗澡。刚出校门，电闪雷鸣，暴雨浇下来了。哈，起飞了！车轮带起一对晶莹的翅膀。雨点打在脸上虽然有点疼，却清冽带劲，那叫一个爽啊！荡涤尘埃，活出真我。

   毕业展在一片叫好的鼓励声中结束了。为了拿出有意思的片子我准备了一年，应该说努力还是有效果的。在这里我不想说好话，每个人都能掂出自己片子的份量。我的感觉是遗憾远远大于成就感。现在应该进入检讨阶段了。感触最深的一点是，一定要自己决定展品的各项标准，包括篇幅大小、影像质量、装裱规格。不能自己做决定的展览宁愿不参加。因为任何人都没有自己了解影像本来的意愿，最后展品也就面目全非了。

   检讨自己，毛病是很多的。首先，是拍得不够深入。纪实类的题材是全方位的记录，我的拍摄量还远远不够，有待日后去感受了。接着是技术控制不到位，胶片的曝光、冲洗未达到最佳效果，后期扫底的技术问题在这次实践后才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最后是图片打印输出的效果不理想。因为后期制作赞助商在短时间内难以做到慢工出细活，也是可以理解的，奉劝各位朋友以后做片子还是亲自盯着点，全程参与，一步不到位等于前功尽弃。

   主展区大幅面照片把展览主题趋向观念化是有理由的，纪实在年轻一代摄影人心中的位置并不高，更多的人喜欢强调个人思想，表达主观感受，换换口味也蛮好。

   对各位专家老师关于毕业展的评判我更喜欢听到批评和质疑，我们的阅读量还远远不够，题材和表现方式的选择没有创新，要强调作品原创性的探索等等。总的来说毕业展览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办得轰轰烈烈，也实实在在给我上了一课。

   朋友们，我回来了！

   五月以来，毕业展的筹备紧张地进行着。没有精力进空间码字了。昨天展览终于顺利开展，心里总归舒坦了。赶紧上来发布消息，有空没空朋友们都一定要来哦！到来的都有本人签名名信片奉送。

   告诉大家几个本次展览的亮点：

   她是北京电影学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摄影展

   她是北京电影学院有史以来展出大幅图片最多的摄影展

   她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有史以来最观念的摄影展

   哈哈，一个字,牛!

   来了不忘送花篮啊！

　　在此　衷心谢谢爸爸妈妈

　　　　　衷心感谢各位老师

　　　　　衷心感谢姨父和小姨

　　　　　衷心感谢鸽子和胖哥

　　　　　衷心感谢朋友们

　　　　　衷心感谢六巷村全体村民

　　　　　衷心感谢ＣＣＴＶ　ＡＮＤ　ＭＴＶ　哈哈

　　　　　　

 

   这几天太忙了，有点晕头转向。无语了。希望朋友们在假期里都有好心情。五一以后再见喽 ：）

   昨晚在PC上给同学采集一段视频素材，顺便温习一下编辑系统。大家熄灯休息后，只有显示器散发着荧荧的光。打开一段去年在六巷拍的纪录片素材，仿佛又置身盛夏的大瑶山，一草一木都那么亲切。这部记录山民劳动生活的短片只有200分钟的素材，1个星期的拍摄周期，却是目前最让我感动，拍得最艰辛的一次。和村民翻山越岭采木耳、摘甜茶，修甘王庙，感受山里的阳光雨露，一种桃花源的境界。8个月了，曾几次把她调到剪辑线上，可是每次都没能坚持把她剪完。当然我很想把她做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介绍给大家。但是感觉每一贞素材都是那段难忘生活的见证，不忍心舍弃。这是我一个人的纪录片。

 

   象对待很多事物一样，人们对影像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时至今日，能留住瞬间的方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方便而有趣。而人类社会每个时期都有其闪光的文化，在中国，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曾火了一把。现代社会留下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又将是什么呢？影像吗？也许吧。因为喜欢摄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拍胶片，手上没有特别好的数字相机，但是看着她的功能象变戏法似地增加，也未免手痒痒呵呵。趁上课，接过陈同学手中的D70，对马同学一阵连拍，就有了“怒”的素材。将原片在photoshop 上用他的插件一调整火苗就烧起来了。哈哈，这哥们看着挺狠，其实很善良。

   小山村环抱在大山之中，她的宁静你是无法想象的，风吹草动，公鸡打鸣是那里最熟悉的声音。第二天早在挣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8点整了，按平时这个钟点，奇峰大哥一家已经吃过早饭奔向大山，开始一天的劳动了。和鸽子起床下楼。呵呵，嫂子已经往客厅餐桌上端菜了，大哥在厨房里炒菜，锅铲把那口直径约一米的大锅捣得呱呱响。我们洗刷的时候爷爷扯开嗓门叫还在楼上睡觉的姐妹俩起床吃早饭。

   又是一顿丰盛的农家菜下肚，鸽子迫不及待地拉我绕村子转，昨晚到村里的时候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现在要把六巷村逛个遍。村子的路并不复杂，因为建在山坡上，山石铺的小路在坡上绕了个圈，加上昨晚走的那条直通村子顶端的路，倒是有点象个“中”字，这就是村子的主干道了。以往到村寨总是把心提到嗓子眼，生怕哪里突然串出条恶狗咬屁股。在六巷你就放心玩好了，狗儿们都很友善，最多闻一闻以示友好。据说前两年为预防狂犬病，派出所把平时比较激动的狗狗都给咔嚓了。对这事，村里人都说太可惜了，那些都是农闲时上山打猎的好助手啊。走在主干道上，呼吸着清新湿润的空气，真舒服啊。早上的雾气很重，10米开外就看不清东西了，周围漂浮着如烟似纱的粒子。冷不丁遇到一个熟人，互相问个好，人们总会问：什么时候来我家里吃个饭呀。小孩子吃饱了总是闲不住的，兜里装满鞭炮，走到哪里就放到哪里。街上住的几个长鼻涕胆子更大，鞭炮点着了还拿在手上比着谁出手更慢。我们忍不住也买了捆飞天雷打算回家跟阿扎一起放，多少年没那么近地听鞭炮响了呀。老三的小店里总拥着一帮孩子，他们把货架上能吃的仔细看个遍，拿压岁钱买下喜欢的，互相交换着尝，确认好吃的，就心满意足地再买一份。就象歌里唱的，“等我有钱了有钱了......”

   一路串门来到蓝洁莹小妹家，她爸妈都出去干活了，只有奶奶跟她在家。泥瓦结构的房子有些历史了，由于冬天需要烤火抵御寒冷，客厅的墙都已经熏黑了。走进去，鸽子突然兴奋地叫了一声，哈，肯定有好东西。呵呵，原来蒋奶奶正在火塘边处理一堆小动物，有3只鼠类和二十多只小鸟。蒋奶奶停下手里的活跟我们打招呼，我们答应着，眼睛却直钩钩地看地上那堆动物。已经全都死掉了，天气太冷，冻得坚硬。

  “洁莹，这是哪来的呀？”我问

  “我叔叔早晨上山拿回来的，他下的夹子和鸟网。”

  “哦，现在不是有禽流感吗？还吃这个呀？”

  “不要紧，这又不是候鸟。”

   这时蒋奶奶笑呵呵地说：“晚上来吃野味，我来给你们做。”

   我们赶紧告辞说：“谢谢谢谢，不用不用。”

   走出门口，鸽子说，“这场面拿4X5拍下了肯定好。”

  “那不可能，里面多黑呀，咱又没带灯。”

  “那数码的咱也拍两张啊。”

  “好，快走，回去拿家伙。”我俩一遛小跑拿着D2X、脚架和反光板又回到洁莹家。蒋奶奶看我们要拍照片，站起来就要回房间换新衣裳，被我们拦住。好不容易说服她继续干活，赶紧开工。她一只只地将小鸟的毛扯掉，再拿火钳夹住放到火上烤干净。她处理鼠类时，我看清楚了，里头有只松鼠，另外两只是白肚子的岩鼠，她们告诉我那叫白兔，吃果子的。说实话，看到这场面我是一点食欲都没有了，但我能接受这个事实，一个民族的传统习惯是千百年才形成并流传下来的，残酷的自然环境迫使人们去适应她，而局外人是没法理解其中情感的。为了还原真实自然的照明效果鸽子把机器感光度调到了800，拿反光板在侧面补一点光，这时曝光组合用到了F5.6  1/8秒，好悬啊！为了稳定还是上架子吧。就这样，进村后的第一幅影象产生了。

   今天在Club.ChinaRen.com上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真想哪天有时间把它改成剧本拍个DV短片。

 

   在火车上，一个很漂亮的女列车员，盯着一个民工模样的中年人，大声说：“查票！” 　　

   中年人浑身上下一阵翻找，终于找到了，却摄在手里。 　

　 列车员朝他怪怪地笑了笑，说：“这是儿童票。” 　　

   中年人憋红了脸，嗫嚅着说：“儿童票不是跟残疾人票价一样吗？” 　　

   列车员打量了中年人一番，问道：“你是残疾人？” 　

　“我是残疾人！”

  “那你把残疾证给我看看。”

     中年人紧张起来，说:“我没有残疾证，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就向我要残疾证，我没办法才买的儿童票。” 　　

   列车员冷笑了一下：“没有残疾证，怎么能证明你是残疾人啊？” 　　

   中年人没有做声，只是轻轻地将鞋子脱下，又将裤腿挽了起来——他只有半个脚掌。　　

   列车员斜眼看了看，说：“我要看的是证件！是残联盖的钢印。”

   中年人一副苦瓜脸，解释说：“我没有当地户口，人家不给办理残疾证。而且我是在私人工地干活，出了事之后老板就跑了，我也没钱到医院做评定……” 　　

   列车长闻讯赶来，询问情况。 中年人再一次向列车长说明，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买了一张和残疾人票一样价格的票…… 　　

   列车长也问：“你的残疾证呢？” 　　

   中年人说他没有残疾证，接着就让列车长看他的半个脚掌。 列车长连看都没看，他不耐烦地说：

   “我们只认证不认人！有残疾证就是残疾人，有残疾证才能享受残疾人票的待遇。你赶快补票吧！”  　　                    

   中年人一下就蔫了。 他翻遍了全身的口袋和行李，只有几块钱，根本不够补票的。他带着哭腔对列车长说：

  “我的脚掌被机器轧掉一半之后，就再也打不了工了，没有钱，连老家也回不去了，这张半价票还是老乡们凑钱给我买的呢。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列车长坚决地说：“那不行。” 　

    那个女列车员趁机对列车长说：“让他去车头铲煤吧，算做义务劳动。　　

    列车长想了想说：“好！” 　　

    中年人对面的一个老同志看不惯了，他站起来盯着列车长的眼睛，说：“你是不是男人？” 　

    列车长不解地说：“这跟我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啊！” 　　　   “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男人！” 　　

   “我当然是男人。”

   “你用什么证明你是男人呢？把你的男人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周围的人一下笑起来。列车长愣了愣，说：“我一个大男人在这儿站着，难道还是假的不成？”

    老同志摇了摇头说：“我和你们一样，只认证不认人，有男人证就是男人，没男人证就不是男人。” 　　

    列车长卡了壳，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应对。 那个女列车员站出来替列车长解围，她对老同志说:“我不是男人，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了。” 　　

    老同志指着她的鼻子，说：“你根本就不是人！” 　

    列车员一下暴跳如雷，尖声叫道：“你嘴巴干净点！你说，我不是人是什么？！”　

    老同志一脸平静，狡黠地笑了笑，说:“你是人？那好，把你的人证拿出来看看……” 　

    四周的人再一次哄笑起来。 只有一个人没笑，他是那个只有半个脚掌的中年人，他定定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切，不知何时，眼里噙满了泪水，不知道是委屈，是感激，还是仇恨。

     说起去年做六巷村拍摄选题的缘起，这跟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有关。作为一名国内外著名学者，费老的一生充满了独特魅力。在现代的学人中，几乎无人能像他那样把学问做到浅近、平易，像他那样以一生的心力，孜孜不倦地追求并实现着“志在富民”的理想。去年4月24日费老离我们而去，享年95岁。当我听到这个噩耗，当即赶往北大，在社会学系为费老设置的灵堂悼念这位伟大的学人。恰好去年也是费孝通先生学术调查的起点——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所以我有了循先生足迹记录瑶人生存状态的想法，并于7月20日成行。

   费孝通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师从社会学家史禄国、吴文藻，由于成绩优异，在获得硕士学位的同时，还得到了由庚子赔款的退款提供奖学金的出国留学名额。出国深造前，导师要求他针对所学专业先做一个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于是费孝通先生和新婚妻子王同惠有了广西大瑶山之行，并与这个地方结下不解之缘。

  下面引用《乡土先知: 一代学人费孝通》（张冠生编著）里面的一段文字，还原费孝通、王同惠两位先生瑶山之行的实况。

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的总成绩表上记载王同惠是河北肥乡人，1912年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她父亲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曾任省议员和县长，母亲在她幼年就已去世。王同惠由外祖母抚养大，就读于北京笃志女中，毕业后于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也在吴文藻门下求学。费孝通与她同系读书，相隔两班，同学了一年，结下了缘分。

    在燕京的校园里，同一个系的男女同学在不少场合有许多接触机会，相互来往是寻常事。费孝通和王同惠相识之初也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并非“一见钟情式”的男女相悦。直到费孝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也还没有浪漫的故事或情意。事实上，维系着他们继续交往的，是一种求知治学的共同追求。

    1933年圣诞节前，在一次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费孝通和王同惠有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费孝通希望能说服王同惠，就借当时燕京大学通行过节送礼的机会，在圣诞节送给王同惠一本讲人口问题的书作为礼物。没想到这件礼物打动了王同惠的芳心，她觉得费孝通这个人不平常，两人从此开始了频繁的交往。

    当时，费孝通刚完成对一本英文著述《社会变迁》的翻译，这是他翻译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王同惠则正在翻译一本法文著述《甘肃土人的婚姻》。这个巧合进一步密切了他们的往来。王同惠把费孝通的译稿要去阅读，费孝通建议她到图书馆借得原版书，边阅边校，日后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王同惠欣然同意，并提出了一个“对等原则”，要费孝通也像她一样，将她的译稿和《甘肃土人的婚姻》的原文一起阅校，将来也作为合译本出版。那个时候，费孝通的法文刚入门不久，进步较慢，正为研究生毕业时要考试第二外语而发愁，刚好碰上这件事，既可享受两人合作译书的愉快，又是学第二外语的好机会。

    费孝通回忆这段“平静恬适”的生活时，笔端流露着深情与快意：

    1934年至1935年，在她发现我“不平常”之后，也就是我们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穿梭往来和红门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闲时刻，老是骑车到未名湖畔姊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叙,即使在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不觉得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带了作业来清华园我的工作室里和我做伴。这时候我独占着清华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作为我个人的工作室，特别幽静，可供我们边工作边谈笑。有时一起去清华附近的圆明园废墟和颐和园遨游。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25］

    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记载，“生物学馆，位于园西河旁，碧瓦红墙……馆高四层，占地二亩有二……研究室及储藏室，多在第三、四层，实验室及讲堂，多在第二层。每一实验室，足够二十余人同时实验之用”。如此规模的一个实验室，平时费孝通一个人工作，王同惠来时两人做伴，有学业上的研讨切磋，有两情间的欣赏思慕，有追求上的志同道合，有费孝通的机智幽默和王同惠的聪颖爽朗，加上窗外“有乔木，有流水，有芳草，有弦歌，校园广阔，水木清华”［26］的求学环境，“平静”与“恬适”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情景与心境了。

    吴文藻可谓是一个有“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运气的老师。在他先后把李安宅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研究院、把杨庆堃送到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学系、把林耀华送到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把费孝通送到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前后，王同惠又带着一个知识女性的抱负、灵气与勤奋出现在他的面前。从吴文藻下面这段文字中，可知他对王同惠的赏识与喜爱：

    我得识王同惠女士，是在“民国”二十三年的秋季，我的文化人类学的班里。二十四年春她又上了我的家族制度班。从她在班里所写的报告和论文，以及课外和我的谈话里，我发现她是一个肯用思想，而且是对于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的青年。等到我们接触多了以后，我更发现她不但思想超越，为学勤奋，而且在语言上又有绝对的天才，她在我班里曾译过许让神父（LaP.L.Schram）所著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译稿在蜜月中完成）；那时她的法文还不过有三年程度，这成绩真是可以使人惊异。［27］

    作为老师的吴文藻，自然会更多地看到学生的成绩和潜力；作为知己和恋人的费孝通，则不仅欣赏王同惠的才华和学识，而且知道她心底更深一层与自己相通的梦想。

同费孝通一样，王同惠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既有一般的求知愿望，也有更“超越”一些的想法。在合作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时，她曾问费孝通，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这一突兀发问，是王同惠心底梦想的天机乍现，也是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在她思想上的共鸣。为此，她和费孝通经常在一起讨论，并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想法。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已经受到了相当的社会学理论的训练，就应当把这套训练运用到实际中去，对真实的社会生活有切实的了解，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些材料，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

   对于当时的社会现象，费孝通和王同惠确已初步具有了作为社会学者应有的科学眼光和冷静思考。费孝通在为他们日后合著的《花蓝瑶社会组织》所写的编后记中，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

    我们所要贡献的是什么观点呢？简单说来，就是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理清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处。这一种似乎很抽象的话，却正是处于目前中国文化激变中的人所最易忽略的。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现在中国人生活太苦，病那么重，谁都有些手忙脚乱。其实这痛苦的由来是在整个文化的处境变迁，并不是任何一个部分都有意作怪。你激动了感情，那一部分应该打倒，那一部分必须拆毁，这整个的机械却愈来愈是周转不灵，生活也愈是不可终日。在我们看来，上述的一个观点似乎是很需要的了。在这观点下，谩骂要变成体恤，感情要变成理智，盲动要变成计划。我们亦明白要等研究清楚再动手，似乎太慢太迂，但是有病求医，若是中国文化有再度调适的一天，这一个观念是不能不有的。［28］

    在费孝通即将走出清华园的时候，他的老师吴文藻促成了一次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社会调查活动，这就是广西特种民族实地调查。当时，广西省政府设立了研究特种民族（苗、瑶、侗、壮等民族）的课题，需要合适人选，费孝通正好需要出国前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吴文藻设法接通了广西省当局，国民党桂系首脑李宗仁同意费孝通到大瑶山进行实地调查。费孝通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同惠，王同惠“高兴得跳了起来……她情不自禁地认为这是一个实现她梦想的好机会”［29］，当即表示要和费孝通一同去瑶山作调查。费孝通当然希望这样，两个人一起去作调查，比他一人去要好得多。在社会学调查中，有些男性不容易调查到的情况，女性出面就非常方便，这对调查十分有利。

    他们把一同前往瑶山的愿望告诉了吴文藻和Shirokogorov，两位老师都赞同和支持他们的想法。但是，如果以同学身份一道上路，社会上能否认可，一路上是否方便，有哪些难以克服的困难……两位老师还都有点疑虑。

    面对这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费孝通和王同惠不谋而合地想到了同一个办法：结婚。如果结了婚再一起上路，就不会和社会习俗相抵触了。王同惠当时已经完成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的学业，可保留学籍，先去调查，待调查结束后再回学校续修四年级学业。

    费孝通说，他和王同惠“两人相识时似乎并没有存心结下夫妻关系，打算白头偕老，也没有那种像小说或电影里常见的浪漫镜头。事后追忆，硬要找个特点，也许可说是自始至终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线牵着，这条线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牵住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30］。

    1935年，费孝通和王同惠结婚合影。

    1935年的暑假一开始，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婚礼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

    临湖轩是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的住宅，庭中玉兰，门前修竹，十分雅静。据《燕大文史资料》（第6辑）记载，轩名是冰心早年为之所起，匾额上的字迹乃胡适手笔。司徒雷登常将住宅借作校友或教职员的结婚大喜之所。费孝通的恩师吴文藻和冰心的婚礼就是1929年的夏天在临湖轩举行的。六年以后，吴文藻十分喜爱的学生费孝通和王同惠又在这里举行婚礼。师生之缘、夫妻之缘都由临湖轩做了见证。

    得知这个消息后，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特意从家乡赶到北平，参与主持弟弟的婚礼。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为他们做证婚人。Shirokogorov则根据自己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仔细地为这对新婚夫妻准备上路须带的器具。他为费孝通和王同惠装备了全套的人体测量仪器，专门从德国订购了一套高品质的照相机，又特地为他们各自定制了一双长筒皮靴，用以防止西南山区一种专门叮人下腿吸血的蚂蟥的侵害。

    两年多以前，费孝通在临湖轩的欢笑声中惜别Park老师，送他踏上返国之途。如今，他和王同惠在欢笑声中惜别师友，将要踏上受Park老师启发之下的实地观察研究社区生活的漫漫旅途了。费孝通将因此而实现一生社区研究实地调查的课题，王同惠将因此而成为“现在中国作民族考查研究的第一个女子”［31］。吴文藻记述道：

    她和费孝通由志同道合的同学，进而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我们都为他们欢喜，以为这种婚姻，最理想，最美满。他们在蜜月中便应广西省政府的特约出发去研究“特种民族”。行前我们有过多次谈话，大家都是很热烈，很兴奋。我们都认为要充分了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全部，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如能从非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上，先下手研究，则回到汉族本部时，必可有较客观的观点，同时这种国内不同的社区类型的比较，于了解民族文化上有极大的用处，我们互相珍重勉励着便分手了。［32］

    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百多天，当费孝通和王同惠的瑶山调查正在艰难当中乐观地推进，当北平的师友们正在盼望他们圆满结束这次田野作业、顺利返回燕京大学校园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

    婚礼过后，费孝通和王同惠依从姐姐费达生的安排，离北平，到无锡。蜜月里，他们延续着燕园和清华园的恬适、安宁，在太湖鼋头渚整理完成了《甘肃土人的婚姻》的译稿。随后，他们就走上了动荡、艰辛的瑶山调查之路。夫妻俩离无锡，经上海，转香港，过广东，到达广西南宁的时候，已是1935年9月18日。

    费孝通向广西省政府提交了他为这次调查拟订的研究计划书。计划书称：

    人种研究之目的，除以正确数量规定人种体形类别外，尚可借以明了中国民族扩张、迁移之大势，及各族分布交融同化之概况。其方法则赖人体测量术……无分汉、苗，均应搜集……至于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之研究，则拟首重行政组织，即省县政府治苗实况，与土司对苗之统治情形。因此次研究期限急促，不能不择其与省行政上有密切关系之问题为主，并拟以客观态度贡献对待特种民族之意见，以备采纳。方法除与相关政府询问调查考核外，并拟介绍诸可靠之瑶酋土司，俾得直接住其地，更以局内观察记录其人民，家庭，市集之组织，与夫风俗、习惯、美术、宗教及其他种种文化特性。［2］

    这份计划书全称为《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研究计划》，如今已成历史文献。后人不仅可以从中看出费孝通晚年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思想苗头，看出他初出茅庐时所凭借的体质人类学这一学术工具的重要，还可以从他对“不能不”选择某些课题的强调，进一步体察他当时的心情，体察他在诸多因素的限制中坚持“客观态度”的科学意识，从“贡献……意见，以备采纳”的态度上看出他对自己进行科学研究功用的定位。这一定位，从瑶山的民族调查到暮年的各地奔波，在延续了将近七十年的田野工作中不曾改变。多年后，费孝通曾在一次谈话中申明，“我在去伦敦经济学院之前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3］。这句话的一个依据，写进了1935年成文的这份研究计划书。

    在南宁逗留期间，时任广西教育厅长的雷沛鸿邀请费孝通去参加一个讨论会。会址在南宁郊外一个村庄的实验小学里。费孝通描写那会址说：“旷野一片，独立着白色的小屋，很能表现它奋斗的精神。”［4］眼中有情，笔下写意，其中不光有费孝通对当时的广西上下奋发图强气氛的感受，似也流露出他和王同惠并肩走向旷野、走向瑶山时的心情。

    10月8日晨8时，细雨中，费孝通和王同惠搭乘长途汽车离南宁，赴柳州。从柳州沿柳江南下到象县，从大瑶山西部进山。

    大瑶山是柳江之东、桂江之西的一大片山区。山区的中心是海拔1900多米的圣堂山，山区周围是平川，分别隶属于其南部的平南、东部的蒙山、北部的修仁、西部的象县和西南的武宣。据费孝通当年进山沿途所写的《桂行通讯》记载：这片山区“十几年前，还是旅行隔绝，不受统治的区域。现在已经沟通，住在山中的瑶民，亦已受编制，加入全省行政系统，由旧有瑶头充作乡长村长。但是实际上还是一个自足自治的区域”［5］。

    从柳州到象县，有柳江相通。费孝通、王同惠乘坐小火轮沿柳江而下，于10月10日上午11时离开柳州，当天夜里12时到达象县。费孝通记录了途中和抵达目的地时的情景：

    由柳州到象县的水道极老，曲折甚烈，近弯处，山壁峭立，竟疑无路。河床不平，水花打旋，小船不易航行。

    到象县正是半夜，月色千里，鸡犬声中抵埠。轮停江心，有渡船来接，但是为时已晚，仰望山顶城楼，已深睡紧闭，所以只能借宿在码头上的大帆船中，“不知今夜宿何处”的内地旅行，从此开始矣。［6］

    确切地说，费孝通和王同惠共同进行的这次广西省特种民族实地调查，是从象县正式开始。他们从测量当地人的体格进入正式调查。靠着县政府和镇公所的帮助，他们进行沿街抽样测量，从一百多人的测得数据中，得出了这些人体高和头形指数的平均数和变量指数。费孝通所具备的体质人类学知识使他可以推知，当地人除原有土著外，大多是来自中原和沿海诸地的移民。在瑶区附近的县份进行人体测量，将有助于确知移民来源真相，并可断定移民与瑶民的混杂程度。

    象县县城的人体测量结束后，费孝通和王同惠于10月18日启程进入大瑶山。广西省教育厅科员唐兆民、象县教育科科员张荫庭陪同他们入山。

    瑶山距离象县县城百余里路程，既无公路，又无水路，只有崎岖的山路，只能挑担坐轿步行，要打算两天时间。

    王同惠记述他们上路和途中的情形说：

    我们上道坐了轿，在全巷注目中出了县城，向西进发，天阴，微雨，孝通笑向我说：“结婚时没叫你坐轿，今天补上罢。天还代你挂灯。”

    广西人口极稀，行路上很少经过村落，走了约摸有20里光景，在10点55分到高巅，有100米高……再往前，尽是难走的山路，我的一顶轿，走得快，当先赶过了后面的轿子和挑夫很远，天雨旷野，绝无人迹。四顾只是荒山，真使人提心吊胆，想不到还有回到人群里的一天了。［7］

    当天傍晚，他们到达了离瑶区仅有25里路的百丈村。王同惠乘坐的轿子领先赶到。刚进村，一群孩子就把轿子给围住。他们一边跟着轿子跑，一边兴奋地嚷嚷着什么。待轿子停在乡公所门前，围观者已不仅是孩子。大大小小的村里人重重密密地围住轿子，要看看远方来客。小孩子们甚至把头伸进轿子去看王同惠。

    等到费孝通一行人马聚齐，进入乡公所里的时候，场面更加热闹。乡公所同时也是学校，六十多个小学生跟着他们走进去，满院满屋都是人。

    经过一天的山路劳顿，费孝通和王同惠又累又倦，来到特地为他们准备的房间，打开行李，刚想躺下，一抬头，窗棂外、梁头上都是乌黑闪亮、好奇而静默的眼睛，友好地看着远来的客人，像是把他们围进了一场从未经历过的欢迎仪式。

    百丈村离瑶区较近，又是周围逢墟赶集（当地三天一墟）的一个流通中心，每逢墟期，都有瑶人前来做买卖。费孝通和王同惠到达百丈村的第二天，正逢墟期，他们在这里开始见到了穿瑶装、说瑶话的瑶人。

    从百丈村向东南进发，过枫木界顶，即真正进入瑶区。10月20日，费孝通和王同惠完成了在百丈村的人体测量工作。当晚，他们在这个村的乡公所做上路的准备，烙了四张饼，煮了一锅鸡蛋，备下两顶轿子。第二天，经过一整天的跋山涉水，他们终于跨越了楚河汉界，走进了瑶民聚居的村寨，走进了瑶族同胞的日常生活。

    从这一天起，王同惠就永远地留在了瑶山，她因参加这次考察而保留的学籍也永远地留在了美丽的燕园。费孝通详细地记录了这一天的行程和心情：

    出百丈村东门行不到半里，就遇到一条约有20来丈宽的河，因为这河是从界岭流下，所以称为界岭河，河身极浅，普通只半公尺，水流极急，河底都是石块。我们就从桥上过去，桥是用石块堆成，高出水面半公尺，见方的十几个石柱，而两柱间又架上木排造成的。过桥之后，便沿着河走，起初还有路，后来只有田岸，再往前走，则只好在田中横越，那时正值秋收，所以尚不觉难走，近河，就在河边石子堆上慢慢地走，水顺着山势下流，每逢一曲，对水流的一边，就成了悬崖绝壁，无路可通。我们就得涉水到背水来的这一边，这些地方连简单的桥都没有了，幸亏我们坐了轿不致打湿。涉了两次水后，到达凤凰岭，岭上细草如茵，一丛丛冬青树点缀得竟像一个人造的公园。山顶有一个卖粥供人休息的小棚，我们就停了一回。

    …………

    从象县入瑶区，王桑是第一站。过界顶东南行20里就到。我们坐轿尚觉辛苦万分，路程之险在瑶区中算是有名的。其实全因为这险恶的山岭，我们在今日尚能在这地方见到瑶人的村落。几千年来在汉人的压力之下辗转南迁，直到这些深山崇岭之中，瑶人才能维持他们的独立，没有这天险，哪里还有瑶区呢？

    一路，我们但见山谷中一片片、一层层依着山势重重叠叠砌成一级级的稻田……在山上种田，最大的困难就是灌溉。不能解决这问题，就谈不上种稻。他们却从祖宗传下了一个极巧的办法，用竹管半片，接上泉源，一直连到田里。很多人以为汉人在文化上一切都比苗、瑶为高，处处用着“开化”二字，叫他们什么都学汉人，连服装、发髻都觉得不如汉人，谁知道在瑶山中可以使汉人学的地方还多着呢？若是这种简单轻便又经济的灌溉制度学得了，一定能使很多广西的荒山，成为有出产的熟地。

    在一片鸡鸣声中，我们到了王桑，已近黄昏时节。［8］

    对于费孝通、王同惠一行的到来，村民用亲切的方式表示欢迎。他们带着米粮前往问候。当时天色已黑，村民点燃了松木条。松木条燃出光明的同时，也燃出一种特殊的香气，让人想起年节的气氛。

    村民温了他们自酿的白酒。饮酒猜拳使气氛继续升温，主客倾杯。瑶人豪爽善饮，费孝通却是三杯的量，再多就醉。搞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人，要能喝酒才能适应田野调查工作。在清华大学时，老师Shirokogorov曾多次建议费孝通学会喝酒。对老师的一番用心，当时也是能理解的，如今，在实地进入瑶寨的当晚就不能不进入微醉境界的时候，费孝通显然是更深切地体验到了。

    到达王桑村的第二天，费孝通和王同惠就按照计划展开实地调查。从他们所作的记录中，可知他们当时进行研究工作的实况。费孝通在《王桑三日》一文写道：

    这天早上，因为村长已通知全村，叫他们聚会，所以有很多人等着没有出去做工，我们就向他们说要检查身体，借以知道瑶汉的差别和瑶人普通的疾病，下次好带药来。瑶山中没有新式的医生，虽则靠着天然的空气和日光，使他们不致发生许多都市中常有的疾病，但是疟疾、沙眼和疮疖却很普遍，对他们的工作影响很大。他们知道我们有药，都来讨取，所以对于人体测量并不十分拒绝。但是没有成年的，他们不愿受检，因为他们说被我们测量过了就不能再长了。这一天我们量了11个人，全村壮丁不多，所以我们也算满意了。

    自从我们入山以来，老是阴沉沉的天终日在云雾中，晴天在瑶山是例外。这也是他们能种稻的重要原因。但是天阴雾大，照相机失去效用。出发前，史先生就教我学画，水彩、铅笔和图画簿都带着，所以我就在王桑写生，画了一张房屋的外形。在民族学的研究中照片很有限制，远不如笔画便利，照相不能立刻把结果拿出来给人家看，鬼鬼祟祟的，在黑匣子里不知装什么鬼，更不知你摄的什么魂，自然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来。图画是大家懂得的，而且也可以当时在众人面前公开地画，问他们像不像。爱美是人的天性，他们一样的能欣赏你的画。要研究民族学，在实地观察中最重要的精神是坦白和诚实，坦白和诚实能赢得同情，也可以避免危险。

    …………

    抽烟也是一个获得友谊的方法。他们抽的是土烟，我带的是卷烟，味道自然比他们的强。每人敬他们一支，大家就笑逐颜开了。

    这一天晚上，我们把行军床张起。从到广西以来总是在木板上过夜，虽然睡惯了，但是一睡到帆布床上，简直像是登天，同惠嚷着，舒服死了，舒服死了。［9］

    费孝通和王同惠的瑶山调查工作，一步步艰辛推进。山中行路，艰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王同惠生长在北方，吃不惯当地的饭，只能尽量适应。一路的住宿也不轻松，多数时候只有土屋栖身，住过的较为讲究的房屋是下面住猪、牛、鸡、犬之类，上面住人，往往要遭受蚊、虫、臭虱的攻击。当时瑶人忌客人夫妇同居，他们尊重地方风俗，虽是新婚，也只能各自将息。语言不通也是一关，好在王同惠凭着语言上的天赋，较快地学会了简单的日常用语。能和瑶人进行简单交流以后，他们又会碰到对方难以理解他们调查意图的问题。正如费孝通在上文所言，唯恐被测量后不能再长，又怕因为拍照而被摄去魂魄，等等。再加上水土不服、途中生病、受伤等因素，无不影响到调查进度。费孝通和王同惠是具有真正科学精神和献身热情的人类学、社会学工作者，他们在重重困难中平心静气、积极有效地逐步推进研究计划。王同惠在《门头瑶村》一文记录他们的发现和体验时，流露的情绪是乐观的：

    瑶人住在山地，一年的粮食多不够吃，不得不向山外去买。买东西，拿东西去卖，而他们的生产很少。树木虽多，但是没有水路的地方就不能往外运。野味只够自己吃，卖不了好多钱，所以他们不能不限制人口了。方法是每对夫妇只许生两个孩子，若是一男一女，便男娶女嫁，两女便一嫁，一招赘，两男便一娶一出赘。生了两个孩子若再生子便请别人用绳勒死，或不给奶把小孩饿死，听说他们也有一种药可以吃了不再受孕。总之，他们总是使一家只有一对夫妇传下去，田地不致分散。

    …………

    晚饭后，我们又坐在晒台上喝茶，远山里的火把忽出忽没，一起一伏，好像鬼灯一样神秘。这是瑶人由山野里回来时打的火把，有时他们回来得稍晚一些，家里人不放心便站在晒台上遥望，呜呜地打哨，山里回来的人听见了也以呜声相应。终天飘荡在山野里的游子，心还是系住在家里的。

    次日，一早再继续量人，量了14个，一共连昨天有15个人，得到这一点材料是不容易了。天又下雨，一连两天，所以到28日才离开门头，向六巷进行。［10］

    从百丈到王桑，从王桑到门头，又从门头走向六巷，都是些“对面看山跑死马”的路程。看着不算远，从一山走到另一山，人会累得筋疲力尽。

    瑶族的村寨之间常隔一个到几个山头，其间有时有路，有时就是深山老林，野草蔓生，不辨路径，经常出现王同惠记录在《门头瑶村》中的类似场面：“前面的瑶人挑着我们的行李轻松地一步紧跟一步地往前走去，不肯稍停。我们又不认识路，生怕走迷了，死在山里，也没人知道，只好紧紧地跟着，心里却千后悔，万后悔，不该到这种地方来。不多时候，前面忽然没有了去路。这时我们已被丢下，连前面挑夫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山是陡得站不住人，下面是十几丈的山谷。山水从山顶上泻下来挡着去路。四下里听不到半点人声……”就这样跋山涉水，连走带滑、连摔带爬地用上一整天时间，往往只能从一个村寨走到下一个村寨。

   图片说明  瑶族人家酿的米酒 也叫"农家乐" 

   日复一日。白天，费孝通进行人体测量，王同惠调查社会生活情况；晚上，他们讨论当天搜集到的资料和第二天的调查内容。除去直接的调查，他们还同瑶民一同聊天、做活，为瑶民看病治病。费孝通和王同惠对瑶民风俗习惯的充分尊重，对瑶族同胞的同情关切，在调查工作中的敬业与乐观精神，受到瑶民的信任与喜爱。他们日餐淡饭，夜卧土屋，一边艰辛而快乐地推进着调查日程，一边不断向《北平晨报》发回总题为“桂行通讯”的实地调查报告。这些鲜活、生动、带着清新气息的田野调查文字，紧紧地吸引着师友、同人们的注意力，报告着活跃在当时中国人类学先头分队中的学者在前沿地带的新发现。作为费孝通和王同惠共同的老师，吴文藻这样记述了自己读到这些报告时的心情：

   常常得到他们的“桂行通讯”和报告，字里行间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的印象，读完了总使我兴奋。社会人类学在中国还是一门正在萌芽的学问，一向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我自己数年来在悄悄地埋头研究，常有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感。这一对“能说能做”的小夫妻，真鼓起了我不少勇气。［11］

    1935年10月28日，费孝通和王同惠离门头村，赴六巷村，于当天到达。进村后，他们住进了六巷瑶头蓝公霄家里。

   1935年，王同惠和瑶民合影。

   按照计划，王桑和门头两村都是路过，六巷才是一个选定的调查基地。选六巷做基地，主要是为进行花蓝瑶调查。在瑶山中，王桑、门头、六巷、大橙、古浦一带，是花蓝瑶的一个聚居地。费孝通和王同惠利用路过的机会，在王桑、门头调查收集了有关资料，然后再以六巷为圆心，调查六巷、大橙、古浦的花蓝瑶社区情况。从后来出版的《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可知，他们对花蓝瑶的家庭、亲属、村落、风俗、族团及族团间的关系等，都做了相当详细的调查。为此，他们在六巷住了25天。

   在调查中，费孝通主要作人体测量，王同惠侧重于社会生活。人体测量的用意不易被瑶民理解，属于社会内容的调查有时也不能等瑶民完全理解后才进行。王同惠记录了自己在六巷的这样一幕：

   我们量人所在的庙，现在改为国民基础学校了……但是里面的神像，却还没有拆去，向门贴墙搭了一条长木板，离地约四尺高，板上横排起来，挤了36个泥塑的神像，挤得很紧，排起来正与屋宽相等。神像背上写着神名，据说是不准用手动的，我们总想去抄来，但总不敢去。那天量人时，因为等得太久，无聊得很，我便想去抄神名，因为庙里人太多，孝通谨慎，唯恐被他们看见了，所以打着英文对我说：

    “Don’tdoanything。”

   但偷偷摸摸的，毕竟被我抄了七八个。又过了几天，孝通与张科员往大橙量人去了，我因为身体不好，所以没有去。次日我冒着险独自去抄神名，每抄两个时，便到门口去望望，看准近处没人时，再进去抄两个，如是五六次，36个神名都被我抄完了。抄时浑身打战，好像在偷东西一样，唯恐有人走来。抄完了，将小本塞在袋里，头也不敢回，赶紧跑了回去。上山时，两腿还有点发软。［12］

   王同惠在六巷的庙里心惊胆战地抄写神名的时候，费孝通正在大橙村里测量人体。待他返回六巷，可能是路途难走不慎落水的缘故，连衣服带被褥都弄得透湿，第二天就病倒了。

   在六巷，费孝通、王同惠逐渐和村民熟悉起来，和房东一家人更是亲密。《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保留下了王同惠与房东蓝妹国的一幅合影，大概是站在蓝家门前，蓝妹国一身瑶装，赤脚，打着绑腿；王同惠西服长裤，着Shirokogorov特地为她定做的高筒皮靴。蓝妹国的左手握着王同惠的左手，王同惠的右手搭在蓝妹国的右肩，流露着依依亲情。王同惠曾写道：

   蓝夫人是一个很和蔼，很好说话的人，只可惜她不会讲官话，我又不会讲瑶话，所以她见了我，总是拉拉我，拍拍我，笑嘻嘻的不说话。昨天孝通又到别处去了，这次要去10天，因为济君会讲官话，同时和我又像很熟的朋友一般坦白肯讲，这种机会难得，所以留我在这里，10天内，把花蓝瑶的社会组织弄清楚。蓝夫人每次在孝通离去的第一个晚上，临睡时都要来看看我，她虽然不讲话（有时也和我讲瑶话，我和她讲官话，谁也不懂谁），但是站在我面前，向我笑笑，摸摸我，过一会儿便走了，去时还要把门给我关好。我明白她是来看看我平安不平安，闷不闷。［13］

  “孝通又到别处去”的10天，是到古浦继续进行花蓝瑶的社区调查。在六巷、门头、古浦三路交汇处的一个空场上，费孝通第一次看到了瑶民召开石牌会议的所在——大树阴下的一圈石头。他在六巷就已经听说了瑶民的石牌组织和石牌会议的情况，知道了石牌头人作为仲裁者和执法者的权威。据说，瑶人中凡有要事要解决，就要开石牌头人会议，议定了办法，就刻在石牌上，具有法律的作用。谁若是犯了石牌的条律，就由石牌头人执行处罚。小到两家人的激烈冲突，大到两个村寨的纠葛调停，乃至抵御外族入侵，都要通过石牌来解决问题，维护秩序，所以有“瑶山石牌大过天”的说法。

   生活在大瑶山的瑶族，分为五个支系，分别是花蓝瑶、茶山瑶、坳瑶、盘瑶和山子瑶。五个支系的瑶民虽然来历不同，语言各异，风俗有别，但他们依靠共同的石牌制度有效地维持着多元一体的局面，保障了瑶山内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正常进行，也防御了山外盗匪的入山骚扰。石牌制度成了联结瑶族各支系的纽带。因此，“石牌大过天”是瑶山之中家喻户晓的道理。

   去古浦调查之前，费孝通听过很多有关石牌制度的大小事情，却总没有机会亲眼见到石牌的实物真相。如今终得一见，对相关情况的调查就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后来，他把部分调查结果写进了《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段：

   石牌的狭义虽是指那刻着法律的石牌，但是在他们的实际应用中却是指整个的法制和行政制度，甚至指着负行政责任的头目，这些头目他们就称“石牌头人”，或简称“石牌”。头目的产生是由于人民拥戴。村里有了纠纷，当事人相持不决，于是要去请第三者出来说句公道话，这第三者一定要是个“明白人”，他要能记住过去的事例，又要能迎合当时一般人的公意，同时又要是一个肯管别人家事情的人。若是村中有这样一个人，凡是有纠纷，大家去找他时，这人就成了这村的头目。若是他办不了事，说话不明白，当事人不能悦服，就去找旁人，到没有人去请教他时，他就失去了头目的地位了。所以一村中并没有终生，或世袭的头目，头目是根据人才，自然选择出来的。同时在村中办事并不是只有一个头目。有能力管事，肯管事，有事给他管的，他就是头目。当头目的并没有薪水。解决了一件争端，在罚金中他可以拿到一部分，但是为数很少。花蓝瑶中最重要的领袖，普通被称为瑶王的，依然要自己耕地，他的经济生活一点也没有超出于一般情形之上。［14］

   11月21日，费孝通和王同惠的花蓝瑶调查暂告一个段落，他们告别六巷，跋涉到坳瑶聚居的古陈。按照计划，他们将在古陈一带工作一个月，再到茶山瑶的聚居区继续调查。预计到1936年2月，可结束这一次瑶山之行。此后，王同惠回燕京大学续修学业，费孝通将开始系统整理这次实地调查得到的全部资料，准备暑期出国留学，负笈英伦。

   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和王同惠完成了这次计划中对坳瑶的实地调查，开始向茶山瑶调查工作基地转移。这次转移既是离开古陈，又要走出象县。下一站是平南的罗运。就在从古陈到罗运的途中，一场意外的不幸变故中断了这次调查。

   一份信实详尽的文献记录了这个事件的始末：

   这段山路崎岖曲折多险，唐兆民、张荫庭俩科员和古陈村帮挑行李的盘公谢、盘公柳、盘公检、盘公全等六人先行，费孝通和王同惠随后。行至五指山冲口一块大石板时，他俩停下休息，而唐兆民等向导先行不候。当他俩行至叫潭清地名的岔路口时，便走错了路，误入一片竹林之中，林中阴暗，他们摸索着走到斗篷岭叫石八的地方，见一似门设备，便以为到了近村，费孝通便探身察看，不料那是古陈村瑶人盘公平装野兽设下的虎阱，机关一动，木石齐下，把费孝通压住。在危急的惊乱之中，王同惠奋不顾身把石块木头逐一移开，但费孝通局部受伤不能起立。她将丈夫移到安全地带后，奔出林中呼援。

   费孝通独自在荒林里痛苦地熬过寒夜。次日天刚破晓，便忍痛往外爬行，当爬到意冲旧屋地，恰碰到古陈村一瑶族妇人盘妹暖找牛到这里。她见费先生带着一副眼镜，由于双方言语不通，费先生伸手招呼求救，而盘妹暖则以为他是两天前飞机经过五指山，空投下来的人，不但不敢接近，反而急促跑回古陈尾，找到同看牛的盘公全、盘公货两人，讲明碰见戴眼镜生人状况，于是他们三人同到意冲旧屋地，同样由于语言不通费先生用手指着自己受重伤的腿，并伸手示意求援，做出恳请他们背他回村的姿态。盘公全、盘公货两人轮流背他回到古陈尾赵如清家。当时平南小商张献南也在这里，费先生便与他用纸笔对话，大家这才明白费先生的身份和他迷路及其妻王同惠失踪情况。户主赵如清立即招呼费先生食宿，同时派人告知费先生在古陈村的住户盘公西。盘公全、盘公货两人则赶回上古陈，告知该村头人盘辉庭和盘少宗，这时，已到罗运的唐兆民、张荫庭和罗运石牌头人也来到下古陈盘公西家，共同商议寻找王同惠的办法。由盘公西传令：“上、下古陈村凡16岁以上男孩均出动四处寻找王同惠，不见生人，死人尸体也要找到。”同时派人将费先生由古陈尾抬回下古陈治疗。民众一连找六天还不见人，此时有古陈尾瑶民冯荣贤、赵成礼两人，上山找芒鼠，在古陈与罗运乡鸡冲屯交界处，发现有野藤断，似有什么东西跌下痕迹。回村后向众人讲了这一情况。第七天，盘公全、盘公货、张福明、覃二等五人，按冯荣贤讲的地点往下找，终于在罗运乡鸡冲村管辖的华冲尾一处山涧急流中，发现了王同惠女士的遗体。她与费孝通结婚才108天。

   当天王同惠遗体抬回下古陈村底大石头边，盘公西派人为她洗凉换衣，盘公西、盘妹暖拿出土白布十五丈包裹同惠遗体，村民们各户捐东毫两毫，按照瑶族风俗，为王同惠女士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在仪式进行前，盘公西及唐兆民等人陪同随人，背费先生到王同惠遗体前向王同惠告别。悲痛已极的情况下，盘公西等人将王同惠坠崖牺牲及发现过程，向费先生做了说明。悼念仪式后，盘公西、唐兆民等人，即筹划送费先生及抬送王同惠遗体出山事宜。次日，由盘公西、盘公卖、张亚芬、覃二抬同惠遗体，各发东毫100毫；盘公谢、盘公申、张献南、张继士抬费先生，各发东毫50毫。自下古陈经对面山，到平南县辖的花槽屯住宿，第二天经平南县鹏化乡到桂平县江口圩，即将同惠遗体装棺下船。护送费先生的人即回古陈。轮船到达梧州，王同惠遗体由友人华毕等人起岸，安葬在梧州市西山公园。费先生则换船直下广州，由其二姐等人将他送入广州市柔济医院留医。［15］

   横祸突降的瞬间，费孝通幸亏穿着Shirokogorov特为定制的坚固皮靴，小腿和脚才没有伤得更严重。尽管如此，下落的木石还是把他脚部的一根骨头纵向砸进了另一根骨头，并把他腰部砸成了重伤。

   拖着当时已是半残的身体，伴着新婚妻子的亡魂，想着与同惠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费孝通五内俱焚般的痛苦，旁人无从体会。瑶山里的实地调查，给了他俩多少甘苦！志同道合的夫妻，联手调查，密切配合，虽然路途艰难，生活困苦，但他们有追求、有希望、有成绩，总是在“极快乐的工作中过活”。直到王同惠遇难的前一天，她还笑着对费孝通说：“我们出去了会追慕现在的生活的。”可是，一场祸患，已是阴阳两界。悲莫悲兮生别离……

   为了求生，费孝通能身负重伤在荒岭黑夜的虎阱中彻夜等待，能在第二天无吃无喝的情况下负伤爬行终日。但他得知王同惠罹难之后，强烈的情感冲动使他不再顾惜自己的生命，要和爱妻同赴黄泉的愿望压倒了其他的一切。半年以后，他记下了这样的心情：

   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虽则现在我们分手的日子已经多过了我们那一段短促的结婚生活，但是一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在目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件事的经过。……让这一幕悲剧在人间沉没了罢。［16］

   王同惠瑶山遇难的噩耗震惊了正在关注瑶山调查的每一步进展、逐篇追踪阅读“桂行通讯”的师友们，也震惊了所有关注中国社会人类学初期成长进度的人们。吴文藻写在《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导言中的有关文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幕悲剧给中国学界带来的损失：

   我们正在北平盼望他们工作圆满成功回来的时候，突然接到这不幸的消息，使我精神上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不但不知道所以慰孝通，也不知所以自慰。我们这些幼稚的子民，正在努力地从各方面来救护这衰颓的祖国，这一支从社会人类学阵线上出发的生力军，刚刚临阵，便遭天厄，怎能不使人为工作灰心，为祖国绝望？

    …………

   同惠是死了，在研究民族社会生活中，女考察员的地位，是极重要的，因为家庭内部生活的种种，是必须由女考察员来做局内的研究。同惠是现在中国做民族考察研究的第一个女子，而且在瑶山的考查中，她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天才，她竟为研究而牺牲了，后起尚未有人，这损失是不能计算的。［17］

   香港文化传播事务所有限公司于1996年9月出版的《20世纪中国全纪录》一书中，1935年12月的国事记述有“社会学者遇险于桂”一则，记载费孝通王同惠瑶山遇险的消息，近二百字，占当月版面约十分之一，可见此事当时在国内的影响已超出社会人类学界乃至整个学界，也可见吴文藻的“绝望”诚非一己悲痛之极言。

   在社会生活中，被他人理解，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要。陷入痛苦的人，比平时更需要理解。被置于至深至切的痛苦之中的人，尤其需要有切情入心的同情与理解。当时，能够在最大限度上理解费孝通内心悲痛的，在家人之外，就是同在一条学术道路上结伴而行的师友们了。因此，尽管他自感仍无力量追述悲剧的经过，还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写下了一封感人至深的长信：

    感谢你们给我的信，在枯鱼身上洒一些清水总比整天在烈日下暴晒好得多。我本应当早就写信给你们，因为我也明白看着人家受苦的人的心理，有时会比当事人更难受，但是我几次没有写成。脚骨开刀后终天躺着，虽然不很痛，可是也怕惊动它，静躺着已有一星期了……

    你们说同惠是没有死，我也是这样想。因为她的死亡来得太突然，使我永远不能相信是一件真的事实。至少她现在已经脱离了痛苦了，假如有上帝的话，她亦已与自然同化。做人本来不能太奢求的，若是爱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那么同惠没有白活，因为我们临别时，她对我说：“我们是生死夫妻！上帝保佑着你！”若是事业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那么同惠已留下了一本在中国民族学上开创性的著作，若是我们所认定“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的大道，那么同惠所贡献给民族的不能说小了。同惠有灵当在微笑，那是我相信的。

   同惠是离开我们了。剩下的我，怎么安置，真是令我踌躇。同惠早就见此，所以临别时，她还说：“倒是你使我不放心罢了。”我愿意体悉她的意思来做人，也许真有重聚的一天，能使她用着微笑来迎接我。可是这话说来是很好听、很容易的，做时，我还怕有一天我不能做使她满意的事。她对我的希望太高了。有她在一旁我们的希望是不难达到的，没有了她，我真踌躇。在去广西之前，就有一位朋友说，孝通这次去能有结果吗？另一位朋友却说，不怕，有同惠，她能说，也能做——真的我们到了山里，我说的话就没有人懂，可是同惠不久就学会了山里的普通话，没有她，这研究必然是要毫无结果。这不过是一端罢了。我在她面前常自己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是我不怯弱，因为我以为她会永远帮助我的，谁知道天竟会把我们拆散！

    我们本已说好瑶山出来，要开始华北社会组织的研究。因为，该书所有材料都是现存的。我不知为什么常觉得这计划不易实现！结果真的，叫我如何着手呢！她在临死前一天晚上，我们两人相对向着火，还说：“孝通，什么时候我们那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能够出版呢，那时，我们相对抽一会儿烟是多么有意思。”我说：“再等20年总有一些把握了。”耀华，同惠的野心你们也知道的，但是她的能力是出了燕京大学才使我发觉的。我不但为我自己悲痛丧失了我的同工，也为我们队伍发愁，要再得到像同惠一样的战士，真是件没有把握的事。

    在六巷有一段时间，我又要到附近村落里去测量人体，所以常放她一人在那里，每次我回来她总微笑对我说：“了不得，我都弄清楚了。”于是我总有一两天听她讲她所搜得的材料。——这些材料我们在古陈时已经整理了一下，所以我都有底子，等我一能起身就可以写成出版。因为这些都是她辛勤的收获，我不能不珍视它，但愿同惠的灵能帮我把它写成一部值得流传的作品——《花蓝瑶的社会组织》，也是我们所说《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中的第一部。

    同惠是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兼职了。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两人的工作。我要在20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实现在这世界上。更希望爱她的朋友能一同努力。

    最近才听到燕京有向民族学方面发展的计划。——若是同惠迟死一月，她要多么快活呢！但是一样的，我相信是知道的，而且她会用灵感来促成这种工作。我在广州读到布朗氏的演说，这不就是同惠在一月前烤着火和我说的一样的话吗？她更同我说：我们不要去做政治活动，除非我们明了中国的社会。

    呀！耀华你是知道我是一个意志太活动的人。虽则我还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太没用的人，但是我这个船已经把罗盘针掉到海里了。我的确是这样相信，同惠的死在我自己，在我们的队伍里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天意何在？这是永远不能使我明白的。

    我和同惠一起到江口。我抛下她，一个人到梧州，又到广州，离她日远，在一两个月内我的脚还不能自由行动，所以不能安葬她。我这浮泊的生涯，本已泊住了港，狂风又把我吹入深海，不知又要吹到何处。所以我决定要把同惠葬在一个公共的场所，我明知这漂泊的生涯不会允许我的骨灰将来也附着她葬在一起，在她寂寞的孤坟上，只能让后世的同情者来凭吊了。省政府已下令让同惠葬在广西大学并立碑记事以示永久。若是朋友中有过梧州的，总望大家能去看看她。我总觉得她是没有死，不过睡着罢了，寂寞冷落地睡着罢了。

    经过治疗，费孝通的伤情逐渐好转，但是他在瑶山里被木石砸得错了节的脚骨却再也没能恢复正常。曾有一个外国名医和一个中国名医都为此做了尝试，他们对费孝通说了相同的话，意思是如果自己的尝试不成功，那就是真没有办法了，就别再找别人了。结果，两位名医都使尽了方法，却都没能如愿。

    随着伤情的好转，费孝通开始整理他和王同惠在瑶山调查中搜集的资料，撰写《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为着对同惠的纪念和师友们的期望，为着设想中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破题之作，费孝通用出了全部心力。可是他心里清楚，“在这个哭笑不是的心境里，在这个颠沛流离的旅途中，写成一个满意的报告，是不可能的”。

    也许从走向瑶山那一天开始，费孝通日后的人生就注定了将是“行行重行行”的漫漫羁旅。即使是心中载荷着极度的悲痛，身上还留着虎阱遇险的外伤，他也是宿命般地处在颠簸动荡之途。在广州的病房中，费孝通只来得及写出《花蓝瑶社会组织》的前三章。在广州到上海的船上，在沪上亲戚的客房里，他写出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直到从上海回到北平，才把全书写完。

    师友们的真挚同情和深切安慰，恢复了费孝通的治学理想、学术追求与人生信念。想到中国社会人类学的新军刚刚出发就遇到挫折，他想到了很多，在《花蓝瑶社会组织》这部书的编后记中特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本来，任何事业不能不以勇敢者的生命来做基础的。传说烧一窑瓷器，也得抛一个小孩在里面。我妻的死，在我私人的立场之外来看，并不能作为一件太悲惨的事。人孰无死，尼采所谓，只怕死不以其时。同惠可以无愧此一生，我只是羡慕她。

    我在此也得附带声明，瑶山并不都是陷阱，更不是一个可

怕的地狱。瑶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

己的失误，所以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前车之鉴”，使

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

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19］

   （载录完）

   当我读完这段文字，心里总是久久不能平静。为王同惠先生

的遇难惋惜，为费孝通先生的坚强感慨。广西是我的家乡，经

过改革开放25年建设的广西肯定跟70年前费老眼中的广西大不

同了。而地处大瑶山腹地的六巷村又怎样了呢？我想，斯人已

逝，后人何为？年轻人应该从实求知，薪火相承吧。

注释

［25］载《读书》1997年第7期。

［26］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

［27］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28］同上书，第64—65页。

［29］载《读书》1997年第7期。

［30］同上。

［31］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32］同上书，第2页。

［1］《费孝通选集》（《华人著名人类学家》丛书），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2］《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3］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

［4］《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5］同上书，第12页。

［6］同上书，第11页。

［7］同上书，第15页。

［8］同上书，第19—20页。

［9］同上书，第25—26页。

［10］同上书，第30—32页。

［11］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12］《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332页。

［13］同上书，第333页。

［14］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15］同上书，第123—125页。

［16］同上书，第64页。

［17］同上书，第3—4页。

［18］《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362页，

［19］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图片说明   坳瑶

             盘瑶

             花篮瑶

             山子瑶

 

 

 

 

   话说老三帮我们把行李搬下车，转身进屋又拿出一支手电，把门锁上，说：

  “刚才家里老爹下来两次，没等到你们，又回去了。”

  “哦，路上雾大，耽误了一下。”

  “他们都在奇峰那里呢，我们上去吧。我来帮你们背东西。”

  “好。”

   透过昏暗的灯光，小街上静悄悄的，年轻人大多回城里的工厂打工了。六巷村分大村、小村两部分，因为去年的泥石流从小村两侧冲下来，房子不同程度受到破坏，受灾户已大多搬到临时搭建的木棚居住，在里面住的人家已经不多了。大村建在一面向东的山坡上，山脚下是一条不足百米的小街，村民的房子层层叠叠地依山而建，一条不是很规整的石阶路从山脚一直通到村子的顶端。我们打着手电沿着石阶走上去。我在前，鸽子居中，老三走在最后。村子在两年前刚通高压电，为了省电都点瓦数很低的灯，屋外是没有灯的。离开不分白天黑夜的城市来到这个寂静的小山村，感觉夜是那么近，就笼罩在身旁。背着机器一路上行，刚走一会我和鸽子就能听到对方喘气的声音了。五六分钟后我们到了村子的顶部。腿部发酸，呼吸加快，不得不停下脚步。三哥笑着说：

  “哈哈，怎么样，就要到了。”

  “是有点累。”

   我们去的是老三的小舅子家，男主人叫蓝奇峰，女主人姓名没问，只听人叫她“满妹”，育有二女，蓝铃青和蓝铃奉，16岁和13岁。家里还有二位老人家，我随小辈叫他们爷爷、奶奶。奇峰是村委副主任，勤俭治家，在村子顶部建成二层钢筋水泥小楼，算是村里的能人。看到小楼就在跟前，倍感亲切。半年前我曾在此小住一月，得到主人一家很好地照顾，从此成为一家人。推门进屋，人声鼎沸，白亮的大灯泡下两大桌人正在推杯把盏，好不热闹。看到我们进来纷纷起身相迎。哈哈，都是曾在我镜头前出现的面孔，只是大家穿得比平日里整齐，过年嘛，一水的新衣服。连忙把鸽子介绍给大家认识，招呼大家继续喝酒。阿扎、阿赫乐颠颠地给我们送来热茶。“阿扎”是铃奉的瑶名，铃青则叫“阿赫”，我总是这样叫她们。瑶族人家总是在小孩满月当天请小孩子的外公给小孩起个瑶名以祈求平安，而这个瑶名的来源总有故事。茶杯还没放下，主人家已经搭桌摆凳邀我们入座吃晚饭。哈哈，我要歌颂新社会了，打火锅用的是电磁炉！涮着自家养的鸡肉、猪肉那叫一个香！还有瑶山的特色风味腊鸟、腊茫鼠，流口水啊。我最爱的还是刚从地里摘回来的各种青菜，鲜嫩欲滴，甜脆可口，多少年没吃这么有质量的菜了。知道这菜是怎么种出来的吗？就是不用一点化肥农药，全是农家肥，不用我详细介绍了吧？呵呵。我已经吃得满头大汗了，爷爷还一个劲地招呼着，象是给我加油。奶奶给我俩每人夹了个鸡腿，多少年了，这种场景在我脑海里出现过，那是十几年前和我奶奶一起生活时的事了吧。美食面前不言悲，使劲吃吧。其实，乡里人家并不精通烹调食品，让我喜欢的是新鲜、随意、原汁原味，上哪家我都不挑食。除了瑶山风味之外，鸽子吃得还算习惯。他不吃野味据说是因为以前在特种部队生存训练时被迫什么都吃过，以至于不愿再回味。说到鸽子，绝对是个人物。生在山西，长在内蒙，当过特种兵，混在中央电视台，一米八几的个，相貌堂堂，为人仗义，精通摄影，与我同窗, 兄弟相称。

   大家酒足饭饱，围着火堂聊家常，小孩们麻利地收拾碗筷。路远的客人开始回家，主人家点燃鞭炮相送。原来瑶家人保留着在正月里集体拜年的习俗，但凡亲友，约定每家派一人带着礼物同去一家拜年，主人家则以好酒美味招待，轮流恭喜，走遍为止。今天是亲友们集体到奇峰家拜年的日子。大家都忙活了一天，的确累了，洗完澡就想睡觉。钻进被窝，呀！舒服极了。床上垫着厚厚的拉舍尔褥子，还有套着丝绒面的厚棉被。高兴得鸽子不停地夸：奇峰一家人真好啊。哎，我们带的两个睡袋是派不上用场了。

    图片说明  以竹子为食物的茫鼠

              捕鼠青年

              小妹阿扎

   

    今天是林美如同学“混台北”展览的最后一天，下午三点一到，大家开始 “霸占”自己喜欢的展品，小于为了那张心仪已久的台北地图也早早地来到这里。呵呵，林同学采取了一种各取所需的撤展方式。让我感动的是，她除了在送出的展品上签名外还特别认真地在上面写上注解。你能真切地感觉到她对展品的情感。他们的新主人是幸运的。

 

    图片说明  朋友们              

                     用眼睛吃的美食

                     策展人

                         签名送作品

   2月3日，正月初六早7点，我和鸽子带着7件分量很足的行李从广西南宁出发了。一台尼康D2X，一台骑士8X10，一台申豪4X5，两块世光测光表，两个大号碳纤维脚架   ，一块双面反光板外加22个片夹和一堆胶片，还好，没带那台百佳冲片机，想着都奢侈，呵呵。由于提前两天都未能买到从南宁至象州的直达车票，只好取道柳州转象州再转中平再转六巷，倒四趟车，我也是头一次。半年以后故地重游，不知经历去年六月泥石流大灾之后的六巷现如今是什么样了。一路给鸽子讲关于村里的一切，感觉自己俨然其中的一员。早上的天气是真好啊，风和日丽。但对于两天前的冷空气预报也未免有些许担心。为了毕业创作能顺利进行，这次专门买了个加强型的摄影包装宝贝4X5，人坐到上面都没事。那就把他们直接存到大巴的行李箱吧，下车再取，人终于解放了。

   中午到达柳州汽车总站，人流还象往年春运一样拥挤，站内客运汽车班次的密集程度显示，新建的郊区分流车站并未起到作用。我们顾不上吃午饭就上了开往象州的专线车，为的是能在天黑前赶到六巷。中平到六巷那35公里山路，白天行车都有点胆战心惊，天黑更不好办。车行至鹿寨就接到六巷老三的电话，告知下午有村里的车从中平返回，我马上记下司机的电话，满心里欢喜。哈哈，不用包车进山了！而且还是村里的司机开车，心里塌实。

   1个半小时后进入象州汽车站，看着一排排班驳的绿漆长椅，神情紧张的候车乘客，感觉就象回到了80年代。我们实在是饿了，顾不上怀旧，看着天还早，决定在车站边的小店吃午饭。店家看着我们把一堆行李小心摆放好，以为是去清山瀑布的探险队。呵呵，真有点象那么回事。点了河鱼焖青豆、红烧豆腐、炒猪杂、西红柿鸡蛋汤，鸽子还要了瓶漓泉啤酒。呵呵，在南宁中山路小吃街他就喜欢上这酒了，据说桂林水好酒也清爽。其实这已经是相当奢侈的饭菜了，看看本地客人，基本是一碗烫粉了事。菜很快上桌，做得真不错，特别是从当地清澈见底的小河捞的鱼，炸了再回锅焖，闻着都流口水。酒足饭饱之后我们上了一辆开往百丈的中巴车，虽然乘客都有座但车况实在太差。我们打趣说，这一路上坐车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啊！

   1个小时后车到中平镇，中巴在一个T字路口把我们放下，告知这就是汽车站。下车一看，路边的墙上贴着大红纸，上面写着发往广东各地的汽车班次和票价，一百多个背着行李的男女青年正在路边等车，路边拐角处摆着几张桌子，身穿制服背着挎包的人正在卖票。看来附近返乡过年的青年就是从这个临时车站出发了。一阵小风吹过，顿觉有了凉意。这时的天气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转阴，冷空气真的来了。赶紧跟村里的赵司机通电话，电话那头一个小伙子告诉我，他们现在还在柳州，让我们等等。我的天啊，早知道我们就在柳州碰面了！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且等呢。看到旁边有个药店，门口摆了条长椅，女主人和孩子正在火盆边烤火。过去拉了会家常，把行李搬到店内，烤火休息。

   这一等可真长啊，从3点半到6点，我们俩象盼亲人似的直钩钩地盯着过往的汽车。天色渐渐暗下来，心里唱起那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正无奈中，一辆摩托车在我身边停下，骑车的小伙子微笑着说：小蒋，久等了，车一会儿就到。我一楞，他是谁？不认识啊。肯定是村里人。想到这，马上拍着他肩膀说，好，好，辛苦了！你一会儿回村吗？回啊，我骑摩托，先走了。好，慢点啊，天要黑了！10分钟后，一辆五菱之光面包车在我们身边停下来，司机冲我们一招手，我高兴地搬起行李就往车上装。上车落座，和司机小伙聊起来。赵师傅吧？对。我们这就回村吗？装点货就走。鸽子从后面递过来一支烟，他麻利地用吸烟器点上。鸽子马上又给他递过去一包从南宁带过来的小熊猫。车在集贸市场边停下，刚才骑摩托的年轻人推过来一大捆塑料管,大家搭把手往车后箱装好,车一加油向远方连绵起伏的山脉跑去。骑摩托的小伙子头上套了个黑色塑料袋，按着喇叭，一遛烟超过我们也跑了。夜幕下的山路越发的冷了，担愿塑料袋能给他挡点风。

   车开始在满是碎石七拐八弯的山路上蹦了，右前轮明显的传来金属零件的剧烈撞击声。是不是停车检查一下，车出问题了？我急切地问。不要紧，是避震弹簧断了，回去再修。在这条路上我两年报废一辆车。小赵笑着说。车象兔子似的在路上蹦着，小赵左手抱着方向盘，右手给车上的CD机塞进一张碟，小曲响起，跟车零件的咣铛声混杂成令人烦躁的空气。又绕过一个山弯，突然前面大雾弥漫，没路了！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早晚山雾都很大，这路我熟，没问题的。小赵说着，脚底下的油门也没松，仍然以30公里时速跑着。我想起去年7月包车进山时的情景，下着大雨，六七米宽的山路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深渊，司机几次下车搬石头疏通道路。今晚，在同一条路上上演的却是捉迷藏。我盯着仅能看到的，车灯下5米开外的路面，手心都冒汗了。突然，一只拖着长尾巴的动物在车前遛过，差点就被车轮压住。我叫出声来，那是什么？！呵呵，黄鼠狼，差点就加菜了。小赵回答道。车实在蹦得厉害，鸽子也歇不住了，开始给我们讲特种兵训练的传奇故事。山雾慢慢散了，小赵被我们逗得乐起来，骄傲地讲起他那个在移动公司上班的大学生女朋友。

   1个半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六巷村。掏出手机一看，晚上7点半。车在老三的商店门口停下，他叼着烟打着手电迎出来，在微弱的灯光下我还是看到了，他梳着一个大背头，油光可鉴。大家互致节日里的问候，春节的气息扑面而来，黑暗中我顿时觉得心里热呼呼的，跟他握着手，对鸽子说，咱们到家了！

   图片说明  五指山

                    六巷村的早晨

                    泥石流冲毁的村庄

                   百年古树也被泥石流连根拔起

    今天中午和朱老师约好在系办见面，一起讨论毕业论文的大纲内容。如约而至，一见如故，讨论进展得还算顺利，大纲不用做太多的调整。亲切的朱老师不愧是双硕双博的高人，谈笑风声间已经给我点拨清楚了。心中赞叹：良师也。踏出系办下得楼来，一眼看见展厅有“台北印象展”正在展出，满墙的图片让我挪不开步子，那就看个究竟吧。

   大大小小色彩斑斓的台北市井画面把我带到那块传奇的土地，那里弥漫着南方特有的浪漫空气，小巧而别致，是个非常舒适的城市。展厅里，一个高挑女孩正在热情地给大家介绍着关于台北的一切。她就是策展人，来自台北的文学系05研的林美如同学。后来得知，整个展览的全部图片、磁带和书籍都由她一人从台北拍摄、挑选得来，真是有心人，不简单。于是很想跟她多了解一些台湾的情况，无奈她这会儿正忙着，干脆先跟她旁边的一位朋友聊起来，听口音应该也是台湾人。果真不出所料，她叫黄亚雯，是中央财大的经济法硕研。话题投机，干脆搬来凳子坐下，大家聊起来。台湾文化、新闻体制、社会法制进程、影象文化......一堆值得探讨的话题，林同学忙完也加入进来。临走，林美如还送我两张她的摄影作品，画面上是台北街头琳琅满目的美食，活泼而且诱人的照片。哈哈，今天认识了两位新朋友，收获颇丰，很快乐。今天没按快门，贴张以前的图吧。

    图片说明  春天的小脑瓜